致青春: 纺织女工是怎样炼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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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8年秋，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（以下简称三十一棉）接收了一批由市政府统一分配进厂的中学毕业生共760人。他们是1966、1967届初中或高中毕业生，年龄在18～20岁 左右。大批中学生进厂后，给职工队伍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1979年，参照下乡返沪知青可以顶替进父母单位就业的政策，由上海市纺织局统一安排，下乡返城知青顶替工共979人加入三十一棉的职工行列。于是，这些中学生青工和下乡知青顶替工就成为196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初期三十一棉青工队伍的两支主力。从中学生到纱厂青工，他们的职场经历可以概括为闯七关。
三十一棉的前身是1958年挂牌的公私合营上海杨浦棉纺织印染厂，它由三家华资纱厂（申新五厂、申新六厂、荣丰二厂）合并而成。对于1968年被统一分配到三十一棉的“老三届”中学生来说，她们对棉纺织厂是完全陌生的，进厂成为她们人生的重大转折。
周恩来总理陪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参观上棉三十一厂
平平是黄浦区1966届高中毕业生，她回忆称：“1968年8月当我接到分配进上棉三十一厂的通知书时，我不是很激动。当时我想等运动结束后再参加高考，我的理想是考医科大学。所以我没有在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去三十一棉报到，而是拖到9月份，我才到三十一棉报到，从此成为一名纱厂女工。”
闵茗是南市区1966届初中毕业生，“1968年8月，我拿到分配通知书，被分配进上海国营第三十一棉纺织印染厂。但我没有一丝喜悦。在我的人生志向中，压根儿就没有 ‘纺织’这个行业。我的亲友、熟人没有一个人与纺织行业沾边。但是我已没有其他选择了。”
当时，这些加入三十一棉职工队伍的中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、学校、地区，他们要融入纱厂劳动环境必须经历一番前所未有的艰苦磨炼。
前纺车间分四道工序：清花、钢丝、并条、粗纱。据闵茗回忆：“前纺车间是大型棉纺织厂整个生产流程中工序最多、危险程度最大的车间。俗称‘大老虎口’的清花间、‘小老虎口’的梳棉间都在这里。粗纱工种是前纺车间最好的工种，完成产量指标就能早关车休息（一般有半小时左右），工作环境也比其他工种好些，花衣毛和粉尘比较少。”
当班时，机器一般持续运转，挡车工的吃饭、上厕所都受到限制，只能轮换去，人手紧张时难免会顾不上。 车间里的一切生产设施都是根据产品生产的需要设置：恒温、恒湿、通风、采光。挡车工的巡回操作伴随机器运转的声响节奏，按规定的巡回路线、步速，完成规定的操作动作。
粗纱车间挡车工的工作场景
原上棉三十一厂女工雪珍回忆说：“布机车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湿度，温度保持在28℃～30℃。夏天不开窗。我上班时都是穿短袖单裤，一双塑料凉鞋，冬天去食堂吃饭就披一件旧棉袄。夏天有时冷泵坏了，车间里温度高达33℃～34℃，又闷又热，还有些臭味。”
机械噪音的影响也很大。车间工作环境噪声很大，相距一米说话就听不清，只好做手势，吹哨子。长期嘈杂的工作环境使噪音性耳聋成为纺织女工的常见病。
女工是纱厂一线工人，工种主要有挡车工、落纱工。挡车工的工作是个人分片巡回操作，在持续行走中查看高速运转的纱锭或织机，快速处理故障。当班时的挡车工思想必须高度集中，手眼并用，快速完成操作，每天的工作极为疲劳。
1972年，20岁的傅莹从三十一棉技校毕业分到织布车间。她回忆：
“我们每走一圈巡回的路线、速度都有严格规定，必须眼快、手快、脚快，要求四个手指并拢从右向左平摸布面时，眼睛必须顺着小手指边移动，凭肉眼观看、手指触摸来检查有无坏布，有问题须及时关机处理，没有的话就要立即转身检查对面的布机，就这样不停地手摸、眼看、脚走，一圈圈巡回、检查、修补坏布。我在布机车间时，女工巡回挡车原来是24台布机，后来扩大到32台。扩台后，纺织局规定的布机操作法照旧不变。我们的工作量就增加许多。”
在当时，挡车工的巡回操作在形成工作法后，单项操作按秒计时，配合动作的组合刻板划一，必须一丝不苟、循环往复。
知青在下乡10年后再进厂时，一部分人已30岁左右，要适应挡车工岗位操作就更不容易。伊梅回忆，1979年她顶替进三十一棉时已28岁。“据说有的车间主任认为我们年龄大，学不好，不想要我们。”
纺织女工在师傅指导下，练习操作基本功
她分到加工车间，主要工作是接头，“师傅当时40多岁，她告诉我要‘三快’：眼快、手快、脚头快。为了多练习接头动作，我在家时右手食指也套上接头的套子，有空就练习，动作熟练了，接头速度就提高了。我在全厂青工技术比赛时拗筒子接头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。”
她的拗筒子接头速度在三十一棉是打破纪录的。她认为，这份工作和在黑龙江大田劳动很不一样。在黑龙江干活也很累，但冬天是农闲。做纱厂看上去是轻纺行业，实际上很累。后来这些经历过农村艰苦磨炼的知青也成为三十一棉的生产骨干。
第二关是运转班，俗称翻三班。女工对运转班普遍感到过度劳累，日常进餐、睡眠紊乱，夜班的疲劳尤其难以适应。做运转班以三周为一个循环周期，一般要连做6个早班（含一个晚早班）、6个中班、7个夜班，有时一个月也会遇到做两个轮次的夜班，就要做十几个夜班，一般青年对连做7个夜班都难以适应。
闵茗每天上班要换两辆公交车，穿越四个区：
“夜班要连续做七天，感觉非常漫长，昼夜作息颠倒，人体的生物钟完全处于颠倒——正常——颠倒的循环。而且，岗位的工作量基本是满负荷的，如果完全按操作法做，七个半小时里是没有空闲的，你必须围绕着机台不停地巡回，按部就班地操作。每当两条腿实在走不动的时候，我就在车头放回花的箱子旁边靠一靠接接力。”
雪珍回忆，轮到连做7个夜班时，“晚上9∶30时我很想睡觉，但必须去上夜班；夜班下班时，我总是先睡在厂里的公铺，睡起后再回家，当时住宿舍每个月只要6角8分钱。而且我一上夜班就脸色发黄，所以每次轮到做夜班的第一天，我总是吃不下饭，几天下来刚刚有些习惯了又要翻班了。”
棉纺厂挡车工正在切磋技术
伊梅说：“上夜班时我常看见有女工到厕所打个盹。当时觉得挡车实在太累，尤其是夜班实在吃不消。有了孩子后家务事多，自己身体也不好，这时我只有一个想法，只要不做夜班，随便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”
1980年1月，三十一棉的四班三运转开始实行，闵茗对当时的感受至今难忘。“实行四班三运转后，即早、中、夜各做两班，再休息两天。对比原来的‘大三班’的七个夜班，女工们真有‘翻身得解放’的欣喜。”
青工是纱厂生产第一线的生力军，加班、竞赛的主体，由车间的测定员对女工进行考核、记录成绩。粗纱车间的闵茗回忆：
“车间和班里的领导对产品质量也抓得很紧。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频繁举行各种操作技术测定，既有质量要求，又有速度要求，经综合评分后再分成四级，即：优级、一级、二级和三级，三级为不合格。若测定为三级，测定员‘小先生’会天天盯住你，督促你反复练兵、测定，直到合格为止。我们这批差不多同期进厂的小青工，因为挡车时间短，技术水平还不稳定，自然就成为‘小先生’重点关心的对象，三天两头让我们练兵，还不定期地让我们关车后在班组内外进行比赛，我们都感到有压力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勤学苦练，用心揣摩，几次比赛后，多数人的操作测定成绩得到提高。”
平平当时在细纱车间，“当时车间对挡车工的操作测定很严格，每人要管几条弄堂。巡回时，走几步必须要回头看，要做的动作毫不含糊。测定员只要往你的弄堂前一站，就是查到你，如不合格要扣分。”
棉纺厂的精梳车间
197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前期，三十一棉的全厂劳动竞赛主要有五次。1989～1992年厂团委每年在团员青年中开展评选“十佳明星”活动。闵茗说：
“在1970年代，几乎每年都有学生分配进厂，团支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配合党政领导，直接抓青工教育。基层团干部是不脱产的，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做团的工作。早班下班后，团支委们没有一天能够直接回家。
当时厂里生产任务很重，我和团干部们在前纺关车（还没到下班时间）后，就分批带领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，到后纺车间参加义务劳动，常常要超时劳动一二个小时，非常辛苦。”
菁菁是1981年进厂的中学生，她回忆，当时厂里每年都有操作评比。为了提高接头打结的熟练程度，我总是抽空天天练，下班后留下来练习断经、断纬操作。当时车间有两台练兵车，我一般早班、夜班下班就自己去练习，大约半小时。还在家里自己练习打结。”
运转班的小组是车间的一个小社会，一般是男女按性别进行岗位分工，彼此朝夕共处，亲近熟悉，在某种程度上，相互之间的友情胜似家人。平平回忆说：
三十一棉各车间女工的籍贯各有不同。细纱车间是本地人、无锡人多；织布车间江阴人、常州人多；加工车间苏北人多。老师傅都有些同乡观念，但他们愿意帮助徒弟，不在意你是不是同乡人。
1968年我们这批学生进厂时，人数较多，班组一般十余人，我们这批学生约4人。此前进厂的青年一般被称为“老青年”。车间同事之间一般同班组的、上班同路的、工种搭档的、班头一样的人员接触机会较多，更熟悉一些。厂里的男工找本厂女工谈恋爱、结婚的较多。
三十一棉每月20日发工资，对到年龄当月退休的职工，规定当月可以做到10日就回家，当月仍享受全薪。所以9日这天，将要退休的职工在工作结束后就戴上大红花，班组职工敲锣打鼓与他一起绕车间走一圈。第二天，车间工会带着退休证（放在镜框内）、礼物（伞或枕套等）驱车送到退休工人家中。也有些班组开欢送会,大家一起喝茶、拍照。
男工袁文说：“厂里同事之间的称呼，较多是按共事时彼此的年龄互相称呼，尽管后来各自身份有变动，做工长、科长、书记、厂长，但原来的称呼仍不变。”“班组有‘一长五员’（生产组长、宣传员、治安员、生活员等），工会互助金，每人一次性出10元，就可加入互助会，经班长同意，可凭卡借钱。最多50元，还款方式可以扣工资，也可以还现金。我在班组工作3年，同事之间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互助。如有两家工人翻造房子，在前期准备工作时，我们青年人利用业余时间帮他拉砖、拖木料等。 ”
纺织女工在互相学习（上海市档案馆）
班组的同龄人之间一般关系更密切些。闵茗回忆，轮到做晚早班，“有时候我们一帮小青工中，路远的与路近的自由组合，几个人事先约好，夜里到其中一家去挤一晚。我住得远，老是去‘蹭睡’。” “多年以后，我常常会在梦中回到熟悉的车间，梦见自己在接头、落纱，与小组里的师傅们一起劳动的情景，这大概就是根深蒂固的纺织情结吧。”
曾有过纱厂班组工作经历的人体验最深的往往是，体力上的长期疲劳感和班组成员之间难忘的亲近感。
1968年8月进厂的新工人上岗工资标准为36元，起薪低。当时轮转班的中、夜班都没有津贴。“文革”中津贴是夜班2角7分/天，中班1角5分/天。厂里挡车工的起薪比普通工（36元）略高，但不按岗位分档，低于原挡车工的起薪标准。
“文革”期间进厂的纱厂青年女工按全市统一新职工工资标准，两年满师后，一律36元。工资调整由市纺织局统一安排。自1972～1984年，三十一棉职工合计增资4次，每次平均增资面约52.43%，每次平均增加4.07元，增资人每次平均增加6.04元。
这种不定期、增资面小、金额少的增资形式，在“文革”结束后又延续近十年。1977～1992年的15年间，三十一棉职工有7次加薪机会。1977年33%的职工调整工资，平均增资6.73元；1984年3月根据国务院（1983）65号文件，对在职职工进行全面考核，全厂7146人调资，平均调资一级。增资面68.47%，平均增资10.90元。
优秀纺织女工郝建秀等在华东纺织工学院学习深造
（上海市档案馆藏）
青工们大都长期延续节俭的生活方式。闵茗进厂第一年，是运转操作工种的学徒，津贴为16.84元，进厂两年学徒期满，按期转为正式工，工资统一调整为36元。每月的工资，她除了留下饭钱、车费和很少的零用钱共计10元左右外，其余部分都给家里作开销用。
傅莹回忆，“为了好好上班，我在厂里的宿舍（不收费）住了八九年。当时一间大房间住20人，两层铁床，我睡上铺。整天像个机器人，上班、吃饭、睡觉。当时我每月给家里20元，自己买饭菜票约10元，吃得很省。轮到做夜班，下班后就回宿舍睡觉，到下午四五点时吃个馒头，半夜吃碗面，或者饭加卷心菜、猪油渣汤（3分钱），总是觉得吃不饱。”
1982～1987年的6年间三十一棉职工年均7832人，认购国库券的有7631人，占职工年均人数的97.4％，认购金额1566090元，年均261015元，每人年均34.2元，成为广大职工克己奉献的一个见证。
由于返城顶替进厂的青年在“文革”期间学业中断，1980年据中央8号文件，对新进厂职工进行文化、技术双补教育。三十一棉青年工人中参加技术补课的约4000余人，结业3727人，完成双补教育应补人数80%的指标。
袁文回忆，“为了补文凭，我在1980～1990年业余读了10年书，初中、高中由厂校老师上课。当时工人必须补初中文凭，补高中文凭的工人不多。当时我妻子也在补文凭，女儿小时候，先送到厂里的托儿所，到女儿上学时，我们一家三口都要读书，我上电视大学总共要学16门课程，我考出5门后感到业余时间学习实在太紧张，家里事也需要有人安排，我就没有再继续读下去。”
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公司工会编《棉纺学讲义》
伊梅说，“进厂初期我还要补初中文凭，当时参加脱产两个星期的补习，我拿到初中文凭。后来我又自己补习高中文凭，在上夜班时，边巡回边背题目，终于通过考试获得高中文凭。我曾经听过几次法学自学考试的课，后来也没能坚持读下去。”雪珍提干后，“1984年我报名读夜校，参加补文凭的学习。先是参加高中的自学考试，通过后，晋升为技术员技术职称。接着我又读完行政管理大专班，晋升助理工程师。结果一年不满厂里就要关门了。”
由于纱厂女工是一线操作工，三十一棉多数职工回忆女工请病假一向是不太容易的事，在孕期、哺乳期等特殊时期往往也享受不到重工业女工那样的“照顾”。
伊梅回忆，在怀孕7个月后，她每天上班有工间休息1小时，但仍须上夜班。直到预产期前半个月因患妊娠高血压住进医院。产假结束后，上班依然是翻三班。哺乳期每天有1小时喂奶，一般是早班喂奶，中班、夜班不喂奶，自己休息一下。“生完小孩我上班后，我就带了孩子住到娘家。每天我妈妈推小车送我的孩子到厂门口‘抱奶’，我给孩子喂了半年的奶，每天两次到厂的门房间后面的一间小房子坐下喂奶。”
1987年以后，三十一棉对怀孕后期的女工一般安排做辅助性的轻工作。由于纱厂女工长期的工作辛劳，家务事通常只能由其他家庭成员分担。一些夫妻同厂的工人，如果丈夫是常日班，做三班的妻子一般少做或不做家务；如果夫妻都是做三班，家长很累，孩子也要较早分担家务。
青年作家访问纺织女工
（上海市档案馆藏）
“当时有的女工宁可家里请保姆，自己仍要在厂里做。”袁文回忆，“厂里男工谈恋爱找本厂女工也不少，有些原来是同一个班的，婚后考虑到要照顾孩子，又要求调开。”
1949～1985年间，上海棉纺织工业曾身兼数任：既承担全国首位棉纺织工业基地的重任，累计生产棉纱1105.64万吨、棉布465.93亿米，占全国同期棉纱产量的22.7%、棉布产量的21.0%；又充当上海工业的擎天柱之一，棉纺织工业产值约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1/5（19.3%），50余万纺织职工则是上海产业大军中的先锋劲旅。在上海棉纺织工业持续创造辉煌业绩的同时，时代的挑战也悄然临近。在1990年代上海产业结构大调整中，棉纺织企业广大青工又迎来转岗再就业的挑战。
>> 参考文献：
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:《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》（1914～1992年）
罗苏文：《高郎桥纪事：近代上海一个棉纺织工业区的兴起与终结（1700-2000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，P389-422，P566-569
（杂志编辑 李红丨新媒体编辑 秘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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